前几天，老家来人，给我捎来半袋红薯。解开编织袋，看到那些还沾着星星点点泥土的红薯，我的眼睛倏地亮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想起小时候关于红薯的一幕幕酸甜苦辣。
我小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说吃不饱穿不暖一点都不为过。仅靠分来的一点口粮是根本无法度日的，于是红薯成了我们的主食。
红薯就像农村里的孩子一样，极其容易生长。从四五月份种到地里，就无需再施肥，疯狂地生长着，红薯秧四处蔓延，巴掌形的叶子把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阳光都漏不进去。到了秋天，红薯便可以收获了。用“沙场秋点兵”来形容那时农村刨红薯的场面是再形象不过了。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镰刀，颇有些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宏伟气势。将薯秧割掉，一垄垄的土埂便裸露出来了，再用钉耙翻开泥土，一只只胖乎乎、红扑扑的红薯便露了出来，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等“正规军”战斗完了，就是“游击队”的天下了。红薯秧是四处蔓延的，生产队在收获的过程难免会有红薯遗漏在土里。于是大家会在公家收获之后去捡一些残羹冷炙。我们小孩子也手持小钉耙，拎着篮子加入其中，奋力刨土，即使手上磨出了水泡，也毫不在乎。每每刨到一只，必定大呼小叫，仿佛找到的不是红薯，而是金元宝。回家的时候，大家常常把淘到的红薯放在一起比较，如果谁淘到的红薯又多又大，脸上必会露出无上的荣光，那淘得少的则会显得尴尬，然后在大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声中怏怏而回。
到了生产队分红薯的日子，家家户户推的推，挑的挑，扛的扛，乡间小道上，人来人往，欢天喜地，仿佛过节一样。那一捆捆红薯秧也瓜分殆尽，富裕一些的人家留着喂猪，揭不开锅的则留着掺上粗粮烙煎饼吃。
红薯分到家里后，为了能在来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有接济，大家就把红薯储存起来。家家户户在门口向阳的空地上挖一个地窑，把没有碰破皮的红薯放在里面。地窑用木棍搭起，上面再放些草和土保暖。要吃的时候，通常是让家里的孩子从很小的窑口爬进去，把红薯一个一个地扔出来。那些破损的红薯，母亲把它们切成薄薄的片，放在锅里煮熟，然后一片片摊开在竹篾子上晾晒，待晾干后收藏起来。待到过年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就会把红薯干拿出来，在热锅里翻炒，焦黄的时候起锅，咬上一口，焦脆而又香甜，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红薯也可以生吃，饿了的时候，就用袖子简单擦去红薯上面沾着的泥土，啃去外面一层红红的皮，便大口大口地咬着，脆生生，甜丝丝。最好吃的还是烤红薯。做饭的时候，母亲经常会拣几只大个的红薯，扔进燃着火星的灶灰里。等做完饭，母亲就拿着火钳把烤红薯夹出来。红薯的表皮已经烤成了焦黑色。有时烤得太久，外表就烤成厚厚的一层壳，像敲鸡蛋一样，敲破一层黑枷，里面黄澄澄的的肉才会冒出腾腾的热气，散发出浓浓的香味，闻得人都快醉了。捧在手里，还是滚烫的，便不停地在双手之间颠来颠去，嘴巴凑近了嘘嘘地吹，却始终不肯放下。等吃完一个烤红薯，嘴角四周早已涂满了一圈黑色，像长了一脸的胡子，好笑极了。
红薯还能加工成粉丝。做红薯粉丝是小时候家里的一件大事，需要全家人一齐上阵。先是将红薯削皮切成小块，用石磨打磨成浆，然后把浆倒进粉丝模子，浆从粉丝模子里流出来，直接掉进开水锅里，略微一煮，就成了粉丝，把粉丝从锅里捞出来晾干，保存一年半载都不坏。只有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才会将红薯粉丝拿出来，或炖、或炒、或煮，许多菜配上细长滑嫩的红薯粉丝就会增色不少，让人垂涎欲滴。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薯渐渐从我们的食品中淡出了，家里很少再吃红薯了。时隔多年，红薯却因为其丰富的营养、较高的医疗价值，又走进了都市人的餐桌。我们不仅可以在超市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精明的生意人把它变成了酒楼里的佳肴，身价倍增。大街小巷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小贩，用煤油桶改装成的铁皮炉子，在卖红薯，生意很是红火。看着她们乐滋滋地吃着烤红薯的那份神态，我仿佛又闻到童年时那一缕缕在初冬的天空里弥漫着的红薯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