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年年有，年年腊月各不同。1948年农历腊月，对大多数乡里人来说，是个悠闲快乐、办年货、过大年的腊月，而对于我家则是个半是悲痛、半是欢乐的腊月。
那年腊月初，千里淮北平原一片冰雪世界。那时我不到5周岁，还不知道离家百公里外的地方，正进行着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1949年元月5日，正是农历腊八节，虽然战争硝烟还没有散尽，但老家县城附近的农村，依然感受到一抹淡淡的年味儿。
旧时代的腊月，是庄稼人最清闲的时光，也是乡下人准备过年的最快乐时光。过去，乡下人最舍得花钱的是过年，平日里省吃俭用，辛勤积攒，都留着过年花费。当岁月一进入农历腊月，办年货、备年饭，就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
俗话说，老人巴种田，小孩巴过年。记得小时候，一进入腊月，从大人们准备置办年货的谈话里，我们这些巴望着过年的馋嘴孩子就嗅到了年味。一旦“吃了腊八饭，要把年来办”，各家各户的大人们就陆续动起来了。那年腊八节后，久违的太阳露出笑脸。趁着天晴路好，村里的男人们有的开始肩挑人拉，走上10多里，去赶几天一逢的大集，卖掉自家农产品，买些便于保存或储存的年货及葱姜油盐酱醋茶等食材；有的则三三两两结伴绕山路上县城，再一路谈笑风生地满载而归。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围拢在碾盘前或磨房外，叽叽喳喳地边说笑边碾、磨年饭用的精米细面，欢乐洋溢在女人们的笑脸上。我们小孩子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冰凌、打雪仗，无忧无虑地追逐嬉戏，偶尔，一个爆竹点燃一串欢声笑语。年味开始在村庄里漫延。然而，沉浸在快乐中的我和家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会突然向我家袭来。
腊八节后的一天，父亲和几个乡亲一大早就披着稀疏的雪花，挎着菜篮到3公里外的县城洗澡，顺便办点年货。不曾想一股溃败南逃的国民党残兵突然闯入城里，不由分说就把父亲等几个青壮年都当作壮丁抓了去，一路南逃而去。这对我们全家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从县城逃回家的村里人告知噩耗后，双目失明的祖母和母亲跪在堂屋门前，面向苍天，放声痛哭，呼天扑地；我和幼小的弟弟直喊着爸爸、爸爸，跟着哀嚎不已。亲邻们见我家遭此不测，也都流着泪纷纷前来劝慰。母亲好几次挣脱拉劝的亲戚，冲出房门，要去县城寻找父亲，都被劝回。此情此景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全家人整日以泪洗面哭喊时，父亲已被国民党士兵从蚌埠押上火车，拉到江苏安阳一带，强行换上军装编入队伍。一个风雪交加夜，父亲和一名士兵被派往旷野站岗放哨，思乡心切的父亲，冒着被抓回处死的风险，趁另一老烟鬼去半里外村庄找火吸烟之机，把枪一扔，脱去军装拔腿就跑。父亲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狂奔，越过好几条结冰的沟壑，黎明前又冻又饿累倒在一座小寺庙前。许是冥冥之中有好人相助吧，一老僧听到动静，开门发现筋疲力尽的父亲，问明情况后，安排父亲吃了早饭，又塞给他一块大洋，怕有追兵搜查，叫父亲快走。父亲有了救命钱，按老僧指点，一路辗转跑到南京火车站。父亲又装作叫花子，躲过重重关卡，在煤场扒上北去蚌埠的运煤车。
一个雪霁初晴的清晨，正当我和家人几乎绝望时，离家10多天的父亲踏着厚厚的积雪，回到了难舍的故土。那天是腊月二十四，正是祭灶日。父亲的回归，对我们全家和亲邻来说，无疑是个特大喜事。当然要喜庆一下，母亲特地借了点钱，买了很多年货。经历了大喜大悲之后，那一年除夕，我们家放了挂长长的鞭炮，这喜庆的鞭炮融入了全村次第炸响的炮声中，在一派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我们家围坐一块过了个难忘的团圆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念念不忘那个救命恩人，多年后，专程前往安阳郊外寻找老僧，但人去庙毁，恩人无处可寻。每年腊月，父亲都会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追忆那个腊月难忘的往事，教育我们姊妹六人，要学会感恩，相信天下还是好人多。是的，感谢党和政府的阳光，让我家永远告别了那个悲喜交加的腊月，年年过上了欢乐祥和的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