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学生时，我时常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骑上单车，跨过门前的公路，沿着一条水泥板铺成的乡路向南骑行，迎面的风是清凉的，日光透过层叠的叶片轻舞，那是一段短暂而令人欢畅的旅程。
骑行的终点是我姥姥家， 自从双腿不能走路，她的房间经常被旱烟的烟雾所笼罩，那气味有时让人眩晕 ， 拨开烟雾，身体白腴、打着赤膊宛若弥勒的姥姥坐在炕中央冲我微笑，一双如曜石的眼睛埋在一堆深而杂乱的皱纹里，因为我的到来，让夹着烟卷若有所思的她瞬间回神，露出如孩童般的喜悦。
她房间的角落里有一把简易的轮椅，除了第一天把它带回家，大舅把姥姥背到轮椅上，推着她到外面走了一圈外， 绝大多数的时间它都是静静地立在墙角，任凭灰尘渐渐将其覆盖。其实姥姥的身体一直很好，只是那一双腿脚，许是曾经残酷的岁月里留下的疮痕， 掩藏弥久在她年迈之时才有所显现。
年轻时她与姥爷两地生活， 独自一人在家乡带着5个孩子艰苦度日，即便如此，生活对她来说也如同春日里满怀希望埋进土里的种子。与生俱来的节俭和智慧让父爱缺失的儿女们没有遭受饥饿与磨难，直到文革期间， 正在做饭的她被强行拉走审讯、游街、批斗，这让她在极度的惊愕与羞恨中走失了魂魄，冤屈与悲愤无法申辩，不久精神就出了问题。每当发病时，她就一改平日里的体贴和慈爱， 变成常人眼中的“疯子”。她不会伤害别人，只是靠不断的行走来舒泄苦闷难解的心绪，就像一头在山野里失了亲人的麋鹿，似乎在不停地奔跑中便能寻找到答案，尽管自己也不清楚那个问题是什么。 在那些年里，她急于奔走的两条腿， 趟过了无人关心的泥土和河流， 踏过了冷漠的冰雪湿露，以致晚年再也没气力挪动一步。几平方米的土炕便是她最后几年的生命里惟一的生活区域。
很多次，儿孙们将那把轮椅推来，无论怎么劝说，她都不肯坐不上去，也不愿出去闻一闻春天里草木的味道，吹一吹夏日清晨里酥软的微风。她固执得像一头遍体鳞伤却不肯接受人类医治的野兽，躲在自认为安全的洞穴里忧伤地等待着。她从未言语过内心所想，却总是以安详的微笑示人。亲人们也不用再担心她发病时无休止地走了。那时的她会坐在炕上一根接一根地吸旱烟，不再像往常那样精心地梳洗头发，眼睛里闪烁着陌生而游离的光，像是被施了什么魔法， 嘴里咒骂着一些听不懂也记不住名字的牛鬼蛇神， 不免令人心生寒意。然而不管她病得多重，骂得多凶，当我们这些儿孙站在她面前时， 她立即从那个混沌的世界里出来，给予我们像平时一样慈爱的问候和拥抱，随后转过身去又走进那个世界。
在她不能走动期间，我的老舅意外去世了， 那是最令她骄傲的孩子，考虑到她的精神疾病，所有亲朋好友都守口如瓶，骗她说她最优秀的儿子去国外做项目，表姐冒名给她写了封信，还PS几张国外的生活照，不识字的她信以为真，听人读信的时候满脸的自豪与祝福。我们以为我们的骗术很高明，然而再善意的谎言也不能永远没有马脚，有一天，她突然平静地跟我们说：“其实我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想说，啥也不想说…… ”然后便陷入深深的沉思。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包括她自己，无人再提及那个死去的亲人。
我曾多次试图用各种美好的事物来劝诱她坐上轮椅出去转转，她却总是以“等我的腿好好的”来推搪， 我很不解， 不明白她为何如此抗拒那把轮椅， 或者准确地说抗拒外面的世界， 以为她就是天真地认为自己的腿一定会有好的一天，每想到这， 不免一阵心疼和无奈。
每次来看望她， 我和大舅妈都会张罗给她洗澡， 那是她惟一可以从那土炕上下来的的理由。 当我们像移动一尊沉重的佛像一样架起她的胳膊，托起她笨重的身体时，她也与我们一同用力， 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 可无论怎样用力， 两条肌肉已经逐渐萎缩的双腿仍然在触及水面那一刻就瘫软如泥。姥姥一生勤劳干净， 即使不能站立，她也会挪动身体将双手所及的地方都擦拭如新。洗澡时，她像一个喜爱沐浴的婴儿一样安静地将自己埋在潮热的水气里， 松垮的皮肤像是套了一件大号毛衣， 干瘪得如同两只已布满褶皱的老茄子一样的乳房垂在胸前，她看起来苍老而可爱。我也像照顾婴儿一样，小心地给她冲水、擦身、剪指甲，而她也总是笑盈盈地用有趣的康平口音一遍遍地说：“咦！呀！， 可得了我大外孙女的济了。”我问她啥叫“得济”，她咧开没戴假牙的嘴，嘿嘿一笑：“我老了，你对我好，就是得济呗。”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笑成了月牙，并没有泪。
姥姥在她那个房间里生活了5年，一步也没有走出过， 那把带着家人们重要使命而来的轮椅始终没有被主人光顾， 没有人知道姥姥在那铺炕上度过日日夜夜时都在想些什么。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吃过药打过针，甚至连感冒都不曾有过，她去世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漫天大雪覆盖了一切，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姥姥走后，她大件的遗物都被静置在仓房里， 那把轮椅也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