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乡下，进了院子，远远看到母亲坐在门槛内，正在缝补衣物。午后的阳光随意挥舞着胳膊，撒下一片羽质的网，将她温软地罩在网里。母亲不时抬起胳膊，放下，又抬起，那片泛着光泽的网，随着母亲上下起舞的胳膊而轻柔地舞动。母亲的银发，连同她手中的钢针，在阳光里泛着金色的亮泽，一起折射到我的眼底。那阳光也成了一根根丝线，被母亲一点点缝进了她手中缝了又补的衣物里面。
心不禁一动，突然想把这个场景定格在镜头里，那一定是世间最动人的画面。我太熟悉这个画面，它无数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梦里。只是记忆中母亲满头的青丝，如今早已染上了轻霜，浑浊的眼睛也不似昨日的澄明。
“那么多衣服，干嘛还缝旧衣服！”我问。“刮破了，补补就能穿了。”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扳（扔）了就可惜了！”母亲又说。母亲一生勤俭持家，日子已经让她精打细算到每一根线、每一粒米、每一滴油，她的节俭随着她的血液，已经流遍了我们全身，深深影响着我们姊妹四人。
正说话的当口，大姐来了。大姐一生都少言寡语，在这个家里，默默无声，任劳任怨地做事。大姐是我们家的缝纫师，以前我们家的衣服破了，都是她来补。看到母亲在一针一线地缝补，她一句话没说，伸手接过母亲手中的衣服，然后走进里屋，搬出了一架落满灰尘的缝纫机。
那是一架红梅牌缝纫机，三十多年的岁月风尘，将它催逼得老气横秋。履带已经断了，大姐找了一根大号的钢针，用粗棉线将断裂的两端连缀一起，就像连缀着过往与将来。然后打开机箱盖，取出缝纫机头。时光苍老，岁月有痕，厚厚的灰尘下面，是斑驳的油漆，和锈蚀了的滚轴。
这架缝纫机是大姐初中辍学后买的。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本来只能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新鲜事物，比如洋车子（自行车）、缝纫机等，陆续出现在人们生活里，但是并不普遍。街上开始出现了缝纫店，大姐要学习缝纫技术。大姐懂事、勤劳，对她的要求，父母没有拒绝，咬咬牙花了300多元，给她买了一台缝纫机。
在学习缝纫期间，大姐看到许多花花绿绿的布头，被当作垃圾扔了或烧了，心疼不已。她把这些碎布片捡起来，带回家，又一片一片的铺开，展平，然后在缝纫机上一一连缀起来。我们当时叫“对花布”。
这些碎布片五颜六色，花型不一，形状不一，或三角形，或方形，或梯形。大姐根据花色和形状，精巧地将它们相互拼接，用缝纫机缝在一起，那些纷乱无序的碎布片，突然变成了一个个乖巧的孩子，在大姐的统一指挥下，整齐列队，手牵手，肩并肩，越来越大，最后拼接成了一个大大的被单。那一朵一朵的花儿，在大姐的手里不停地变换着形状，然后打开花苞，最后在略显昏暗的土屋里，开出一大片花海。
被单拼好后，大姐将它清洗了几遍，晒干，给我缝了一个薄被子。那时我刚上初中，学校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乡镇，需要寄宿。我将花被子带到学校，引来同学的啧啧称赞。学校生活清贫而又拮据，每天盖着它入睡，我似乎都能闻到各种各样的花香。大姐缝制的这床开满鲜花的被子，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陪伴我的学生时代，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装扮着我少年、青年时代简单的生活。
直到如今，这床被子还在使用，那些花儿，依旧在岁月里兀自灿烂地开放着，熏香着一个又一个平淡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