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之前，漂泊在一条很小的船上。
船小、逼仄，却要承载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除了祖父、祖母，伯父、伯母一家就有五口人，还有父亲、母亲和我及弟弟、妹妹。
刚刚九岁，父亲以他的经历推算，说我该到了入学的年龄。于是让外婆赶到泰州，接我回来，到距离外婆家一公里外的一所学校读小学一年级。我一笔一画才学会写字，外婆就对我说，给你妈写封信吧！结果是她说，我写，摸摸索索，花了好长时间，一纸三四十字的“家书”总算写好了，寄到了父亲小船临时停泊的地方。
据说母亲见到信后，捏在手心，潸然泪下。她不识字，急切地催着父亲一字一话地念给她听。然后，把它揣在棉袄里边贴心的地方，多少天以后，信皱皱巴巴的了，她依然宝贝似的收藏着。
一次，祖母和父亲回到家乡，到外婆家看我，说了这件事以及当时的情景。第二天，祖母和父亲办完事情，准备返回。去轮船码头的路上，我拽着祖母的手，哭着闹着，要她给我买纸和笔，再给妈妈写信。遗憾的是，没多长时间，除了伯父、伯母他们一家留在苏南，祖父母、父母亲及弟妹们都回来了。他们这次是弃船回到家乡安居的。之后，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就再也没有给母亲写过信。
我给母亲写的那封书信，是第一封信，也是我这个大儿子给她写的唯一的一封信。
杜甫在《春望》中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我细想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与老伴恋爱结婚，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鸿雁传书”的甜蜜。“文革”中，两人的家庭出身被杜撰了，说她有不一般的海外关系，说我是因逃亡被漏划了的富农子弟。那种政治压抑，让人气都喘不过来。两个人能结合在一起，十分不易。所以，她从无锡插队下乡，独自留在苏北，而岳父、岳母在苏南。为了不让二老牵挂，我一次次用毛笔给二老写信。没料到，每次看到我的毛笔字，老岳母心里都不舒服，误以为，她辛辛苦苦地供女儿上学读书，结果嫁到苏北，反失去了自己给家里写信的权利。好在岳父耿直善良，且识得几个字。他细细读信后发现，每封信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我们俩一起商量、共同完成的语境和语气，并非一人的作品。这样的家书，他觉得十分金贵。
家书，是一个家庭过往的记忆。而有些文字，虽不是以书信的形式两地穿行，也没有邮戳和邮递的过程，但它诉说的对象只有家人。内容除了说家事，尚有传家训、树家风的意蕴，而且这类文字文笔好，可读性强，窃以为，也可视为家书来读。
譬如，巴金的《随想录》、张中年的《流年碎影》、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等，这样的文字，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记忆，它也承载着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最小细胞的情感记忆。
我的作品《遗言四句》也有这样的叙述。父亲从查出病情到病故，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眼看着子女们都长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可苍天不公，让他病魔突然而至。那时，连接着父亲生命的一根氧气导管，给我的感觉就如同汪洋大海，不但吞没了父亲，也是在吞没我们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在二十多天里，父亲自始至终没给我们一点点痛苦的表示。直到一天夜里凌晨一点多，父亲突然喊我，拉着我的手说他要回家，还说我把你的母亲交给你了！这是父亲的遗言，也是父亲住院二十多天，唯一和我说的一句话。
我写下这样的文字，如同家书，想寄去天国，给我的父亲。
平时，父亲与我的交谈不是很多。但要么不说，凡是他说的都有分量。即便多少年以后，我的感觉依然是沉甸甸的。
《我和二弟》一文中有一段文字：一次，我和二弟因为一把芦苇编成的小手枪，争吵起来，互不相让，惹恼了正在为月终商品而紧张工作的父亲，他顺手抽出门栓，狠狠地抽了我一下。母亲于心不忍，拽住父亲不依不饶。然而，父亲当时撂下的一句话：“你比他大，大就该有大的样子！”让我记住了一辈子，也受用了一辈子。
长大成人，走上社会，我养成了阅读、思考的习惯，常常把父亲的这句话作为家训，与古人王明阳的“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联系起来阅读与思考，学会了审视自己，懂得“知行合一”的蕴意——不因得失，而踌躇不前；不因一念，而丢失自尊。我甚至把这句话，与陆续上线的《重读抗战家书》《红色家书》《见字如面》《旧信重读》等视听节目联系起来，反复学习思考，激发写作灵感。
我依稀记得写信的那个岁月，但现在不写信了。
像这样的如同家书一样的文字，我仍然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