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各式各样的手：光滑洁白的、丰润白皙的、冰清玉洁的、粗壮有力的……然而这些手都如过眼云烟，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记，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的是一双黝黑的、粗糙的、坚硬如铁的、松枝似的手——妈妈的手。
妈妈的手虽然没有绝代佳人的手那样冰清玉洁，没有体育运动员的手那般粗壮有力，然而却撑起了整个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归家，一家人的生活，柴米油盐，人客来往，咱们兄弟仨的书学费，全靠母亲用她那双黝黑、粗糙的手，在那几亩贫瘠的土地上种包谷，喂猪，养鸡，挖药材卖来维持。
那时候我们每年都盼望六月的到来。对于农村人来说，六月是最悠闲的一段时光。
六月，地里的活基本都已结束，就等着包谷成熟后收割了。就像学校里的寒假、暑假。
六月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无事可干，或带上礼品走访亲戚，或就在寨里窜门子，或三五几个聚在一起摆散白，每年的六月，寨中央的大院坝跟春节期间一样人山人海，男人们一边吸着水烟筒，一边天南地北地摆着龙门阵；女人们手里拿着鞋底，毛衣，一边慢悠悠地做针线活，一边窃窃私语，聊着最近周边的奇闻轶事。
小伙伴们热火朝天地踢着毽子，旁边看热闹的大人们看到激情处也童心大发，加进去踢几脚。
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可不能享受这种快乐。每天天一亮她就起床了，背上大背篓，到山上寻找药材：野乔菜、红草……妈妈像侦查员搜山般，两只眼睛左顾右盼，搜寻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发现目标后，那双黝黑、粗糙的手像把铁锹，秒秒钟药材外围的泥土就被刨松了，三下五除二，药材被连根拔起。妈妈像呵护婴儿般轻轻扒拉去药材根部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里。
每天傍晚妈妈都要从山里背回满满的一背篓药材。每到星期五，妈妈就把晒干的药材背到新场街上去卖，卖完药材，先把盐巴、酱油那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买齐后，如果还剩钱就会到农贸市场卖一斤猪肉或两斤豆腐来慰藉我们那早已“生锈”的肚皮。那时候除了逢年过节，这样的待遇是很难得的。
妈妈白天挖药材补贴家用，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到夜深人静。那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穿的鞋都是妈妈从街上买布来自己做的。每当我们睡了一觉醒来时，妈妈还在煤油灯下做鞋。那双黝黑、粗糙的手不停地动着，穿针、拉线、打结……十分灵活。
秋天来了，地里的包谷黄了，大院坝那些摆散白的人们的休闲时光就告一段落，纷纷背上背篓上山掰包谷。我们家几亩地的几千斤包谷多数是妈妈一个人收的。我们放学后也去帮忙，不过，那只是打打边鼔罢了。
这时候妈妈那双黝黑、粗糙的手变成了两把爪子，左右开弓，在“咔嚓，咔嚓”的脆响中，那一个一个黄澄澄的包谷飞快地跳进背篓里。
妈妈白天在坡上忙，晚上也不闲着，点上煤油灯剥包谷。妈妈剥包谷的技术可好了，左右手拇指和食指掐住谷穗的中央，然后用力往外一撕，整个包谷壳一分为二退到了基部，再用力一扳，“嚓”的一声，黄澄澄的棒子应声脱落。在暗淡的橘黄色煤油灯下，只见母亲那松枝似的手指上下翻飞，一个又一个的黄澄澄的棒子飞进箩筐里。每当这个时候，赶完作业的我们也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战场。“看到别人吃豆腐牙齿快”，看到妈妈剥得那么轻松，“咔嚓”一个，“咔嚓”又得一个。可当我剥的时候却不是那样轻松，要么撕不开，要么扳不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剥得一个，棒子上却全是穗花，不似妈妈剥的那样干净利落。没剥几个手上就起了亮晶晶的血泡。
妈妈快指如飞，我剥一个她至少要剥五个，手上却一个血泡也没有。我好奇地问妈妈：“妈，你的手咋不会起血泡呀？”妈妈呵呵地笑着说：“我刚开始剥包谷的时候也被磨起血泡，起了一层又一层，后来时间长了就不起血泡了，长成了老茧。这老茧比包谷还硬嘞！”我伸手去摸妈妈的手，天啊！这是什么手？妈妈的手掌、手指上那层厚厚的老茧似铁一般硬。我想练过铁砂掌的人的手也莫过如此吧？我仰起头问：“妈，我的手要什么时候才能跟你的手一样硬呀？”“不，妈妈不要你的手长得跟妈妈的一样，那样不好看；妈妈要你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去。”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妈妈说的“走出大山去”是什么意思。
那年月，于妈妈来说最难熬的就是冬季了，冬季，大季（包谷）已收完，小季（小麦）已种结束，剩下的时光就是拔坡地里的草，然后把地翻松，待来年春天种包谷。虽然不忙，但异常艰苦，挖地还好点，最老火的就是拔草了。那时候没有收割机，妈妈更舍不得买手套戴。那几亩坡地的草都是妈妈那双手一根一根地拔完的。虽然妈妈的手坚硬如铁，但毕竟是肉长的，再怎么也敌不过无情的风雪，每天傍晚回家，那双黝黑的手都变成了“红萝卜”，手掌、手指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口子上冒着亮晶晶的血珠。
记忆里，妈妈是慈祥的、温和的，很少打骂我们。
我被妈妈打，只有一次。那是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放学走出教室时不小心踩着了一位同学的后脚跟。“对不起。”我轻声向他道歉。没想到那位同学不依不饶，破口骂我。我抡起拳头揍了他一拳，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他们寨里的同学一哄而上，拳头如雨点般落到我的身上。我被揍得皮青脸肿。从此，每天放学后他们都要“客客气气”地煮一顿热气腾腾的“面条”给我吃。时日一长，我“吃”腻了，再也“咽”不下去了，但又不能不“吃”。我再也不敢去上学了。
在进村的林家口小路的中段有一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洞。无奈之际，我想到一条妙计，那天上学的时候，我慢吞吞地走在同学们的后面，待他们走远了，我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躲进洞内，用柴禾堵住洞口。待到放学，同学们回来走过了，我又悄悄地爬出来回家，天天如法炮制，着实逍遥了几天。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我的事情就被发现了。先是被哥哥用杨柳枝追着屁股从林家口一直打到家门口，回来后又被妈妈用那黝黑、粗糙的手狠狠地扇了一巴掌，痛得眼冒金星，脸上像针刺一般。
那天夜里我是含着泪花进入梦乡的。也不知睡到几点，突然感到脸上一阵冰凉，迷糊中睁开眼睛，妈妈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我脸上擦药膏。“还疼不疼？”见我醒来，妈妈轻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把脸歪到了另一边。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不忍心打你，谁叫你不争气？”妈妈说完，走到火塘边，坐下，拿起椅子上的鞋子缝起来。那是我的胶鞋，头天上坡割猪草时不小心被尖石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妈妈满是皱纹的脸在跳跃的煤油灯光照耀下，像无数只蠕动着的蚯蚓。那双手指上缠着胶布的手笨拙地、吃力地一针一针的缝着，不时传来阵阵呵欠声、咳嗽声。看着看着，一股暖流穿透我冰硬的胸腔，眼泪夺眶而出。
从此，我再也不敢，更不愿逃学了。四年后我考上了敬南中学，妈妈着实高兴了几天。可是兴奋之后又犯起了愁。录取通知书上清晰地写着：书费40元，住宿费35元……总计156元。156元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在那段岁月、在我们家却是天文数字。“妈，我不读了，这几年我认识了好多字，够用了。”看着焦头烂额的妈妈，我说。
“不，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让你上学，念完大学，走出大山去。”妈妈坚毅地说。接下来的日子，妈妈起早贪黑上山挖药材，硬是用她那双坚硬的手凑了一百多块钱，加上奶奶给的50元把我送进了中学。
时光荏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悄悄染白了妈妈的头发，那双手也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不能上山干活了。
前几天有事回家，妈妈又憔悴了不少，关节炎也越来越严重，手开始萎缩，手指细得像干瘪的树枝，再也没有了当年挖药材、剥包谷时的活力。哎！妈妈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