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每年“三夏”“三秋”农忙，我们中学生总要下乡，开始是早出晚归到附近生产队拾麦穗、捆稻什么的，后来是拿着被头铺卷乘船去远的农村。初三那年，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我们“三抢”也下乡，去很远的天马公社庙头大队。那儿离青浦县城比到松江的天马镇上还要近，而且水路更方便。那天清晨天未亮，生产队来通知，去六七个学生帮忙拉纤去青浦缴早稻谷。挑“模子”大一点的学生，他被率先选中。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路有多远、多长时间回来。人多活不重，两个小时就到了青浦，让他们享受了小团体的自由快乐。接下来是用山巴把谷弄到栲栳里，由几位农民肩上跳板过磅，这是技术活。但大家开始肚子饿了。活干完了，临时船老大说，我结账去，你们附近兜兜看看，吃点早点，一个钟头后开船。分开行动后，学生们最无能为力的事情出现了，肚子很饿，好像难以坚持，周边早点摊香味很浓，可是他们都没有带钱。本来劳动的衣服多有破洞，有一点点钱也不会随身带的，又因为贫困，所以没有买零食的习惯。只有一个学生袋角中挖出2分钱。他们买了一碗淡豆腐浆，每个人喝上一口。2分钱也只能买一碗淡豆腐浆。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向虽然同船但又不熟悉的农民借钱，何况当时的农民不一定有钱。于是他们期盼着早点开船回来。
他就这样饿着回来了，饿到他胃痛得无法进食。他后来去了北大荒。几十年来他一直认为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饿。
他是孤儿。三年困难期间，他父母变卖掉房子送他上火车到松江的叔叔那儿，不久他父母饿死了，他就一直跟着叔叔过。因为比我们大两岁，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吴。“文革”后期，我们年级还没有轮到分配，有好多人去高年级组报名，积极要求参加北大荒戍守边疆。老吴平时跟我关系很好，那天他特地到我家，动员我一起去北大荒，他说，他铁定心走了，希望我这位好朋友一起去，我们可以一起为阻止苏修侵略、为北大荒多出大豆干点实事。说得我心软软的、热热的，我口头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我犹豫了，推说我妈不同意。
这一别，就是一生。
后来他总跟我说，松江，他总是会回来看看的。他在那干得很好，早就提干了。也因为此，知识青年大返城时，他是在编干部而不能回来。他的恋爱对象是比他小了好几岁的上海姑娘，他想方设法让那姑娘先返回上海，可那姑娘一回上海就失去了音信。他一个人孤单地在那儿的状况一直让我有种负疚感。多年以后，他终于跟我说，他女儿大学毕业了，他想让他女儿在松江工作，那样的话他退休后就可以在松江安度晚年。我一口答应联系，并一口允诺我会全力照顾，住我家没问题，不住我家周末可以过来改善伙食，而且巧的是，松江真有一个招录组在东北招教师，她女儿的各个条件都符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女儿早把档案投在了珠海，珠海方不肯退出。这让他失去了晚年在松江定居的唯一条件。
女儿工作后不久，他说会马上到上海来会会朋友。不久有同学说他已经在上海了。我想，我们几十年后终于可以见面了。他后来一直不到松江，我就想，与你上海的战友碰面总得有个了断吧。后来听说他到了上海，可是没有传来任何一点声音。再后来打听到他已经回东北了。我就有点不开心了，你再忙总应该到你日思夜想的松江来吧？与我这个老同学碰碰头聚聚吧，看看松江的变化吧，怎么有点不尽情理了。可不久后意外地传出他因病亡故了，这更让我感到突然和惋惜。原来，他是有准备到上海先看病的，几番检查查出他已经是晚期肝癌后，马上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回去安排自己的后事了。一两个月后，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悲情的是，条件和环境允许他回松江后，他却再也没有回松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