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在村里做会计，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那时候，一村人在生产队里吃大锅饭，日子过得都穷，一分钱恨不得分成好几份用。劳动一年的工分除去口粮后换算成钱，大多只有薄薄的几张毛票。这几张薄薄的毛票，乡亲们看得非常重，父亲也看得非常重。
那时候每到年底，别人的父亲都是忙活着扫屋过年，我的父亲却是一天天趴在账本上对账，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核对。父亲说乡亲们挣分钱不容易，不能有半分钱的差错，都等着这钱过年呢，我得快点弄利索了才行。父亲干会计的那些年，他经手的账目都是清清楚楚的，深得乡亲们的信任和赞赏。
后来父亲不做会计了，也就不再记账，直到我六岁那年的一次手术。整整二百元的手术费，在当时可是一笔吓人的巨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人勉强能填饱肚子的情况下，哪家也没有多余的钱外借。那几天，愁肠百结的父亲借遍了附近的村子，攥在手里的毛票加起来也就十几元钱。最后，无计可施的父亲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了大队部借钱，听完父亲的来意，看着父亲泪湿的双眼，大队负责人二话不说，把锁了好几道锁的柜子一道道打开，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划拉给了父亲。父亲把这些钱放进贴身的衣袋里用双手捂着，一路上涕泪横流。回到家的父亲专门找了一个新本子，用钢笔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借大队200元”的字样，后边写好年月日，然后又把借乡亲的几元几角几分都一一排在了后面。
这二百多元的借款，让我成功地做了手术。我康复以后，肩上扛着巨额债务的父亲开始拼命干活。他和母亲除了种家里的人口地，还起早贪黑地开荒，养了一大群羊好几头猪。那几年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他忙得好像连回家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只有在年底的时候，黑瘦的父亲才会在家里多待几天。他把一年攒下来的钱按着账本上的记录，先还了乡亲们的零碎钱后，再把几张整钱送到大队部。
父亲把大队里的欠款全部还清的那年，他窄窄的腰板明显地挺直了起来。后来我们这里城市大开发，父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开着拖拉机跑工地拉土，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父亲虽然一直保持着记账的习惯，但是后来的这些账本已经不是借款了，它只是一本本家庭收入支出明细账。我们兄妹五个相继上学读书和结婚成家，一次次掏空父亲账本上的数字，父亲再一次次把账本上的数字填满。当最小的弟弟也结婚成家以后，父亲账本上的数字也就真得所剩无几了。
这几年，年龄越来越大的父母亲，头发虽然越来越白，眉头却越来越舒展，因为父亲的账本上记录的都是他们的养老钱了。崭新的账本上除了记录我们兄妹几个过年过节孝敬的之外，“国家还给俺发工资了，月月都有，年年都涨。”这是父亲给我们“炫耀”时经常说的一句话。父母亲六十岁开始，每月有了新农合保险金，七十岁之后，他们的账本上每年又多了八百元的养老金。
城市化建设把父母“赶”上楼十多年了，他们原来梦想中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早已成了现实。现在，村里每年发放的“个人养老钱”，从刚开始的三千多元，已经涨到了现在的五千元，村里对个人年累计超过万元的医疗费，除国家新农合报销大部分外，对没有报销的部分还报销百分之八十……
从青年到老年的四十余年时间里，每个春节，父亲总是把他的账本翻出来看，一是感恩，二是盘算着怎么节省点才能让日子好过些。而现在，除了感恩，他开始用他的账本给后辈们展示幸福的生活。“俺的账本基本体现了大国和小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老土了一辈子的父亲说出这句文绉绉的话时，我们极力地给他点赞。他的幸福，不光是写在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也记在了这几年那些崭新的账本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