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一个平凡的夜晚，桃花开得灿烂，我来到人世。上小学时父亲为我取名为“颖”。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给你取名为“颖”，是想你“锥刺囊中，颖脱而出”。这似乎是韩愈《毛颖传》里的一句话。在这个学名之前，父亲一直叫我“夷群”，那种盼望自己女儿出人头地的渴望如此**裸，毫不掩饰，以至于多少显得自私。我顶着这名字被叫到六岁多，后来父亲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才给我改了名。我想父亲一定在我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谈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上学时住在学校，由于家贫置办不起被褥，冬天只能把床单铺在光床板上，睡在上面缩成一团；每周回家背一次馍，回到家里却常常无馍可背……
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不能考大学，于是回家当了农民。每天在地里干完活已是黄昏，别人都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了，饥肠辘辘的父亲却独自一人徒步很远，朝着和家完全相反的方向跋涉。父亲的目的地是一面大坡，坡下是城市，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喧闹。坡上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一道坡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贫瘠的现实和丰腴的理想。父亲总是在坡上呆呆地看着城市的灯火，站累了就在路边坐下来，坐很长时间，出神。父亲艳羡，愤怒，痛苦，失落。他在心里一遍遍喊着：“总有一天我也要做个城里人。”这是父亲最初的梦想。
父亲从那道大坡再走回家应该已是夜深了，然而父亲不知疲惫，也不敢疲惫。正是这个梦想让父亲在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后还能挑灯夜读。果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父亲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父亲自奉甚薄然而读书不辍，哪怕每天为了减少开销只能在宿舍白水煮挂面也不改其乐。每次期末考都是门门功课优秀然后顺理成章留校，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全家都变成城市户口。这是父亲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全家人搬到城里的那天，父亲笑得像个孩子。
父亲自幼家贫，这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创伤，即使后来全家搬来城里，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父亲仍然非常节俭，且非常努力地赚钱。每年寒暑假，都是别人休息玩乐的时间，但父亲从不休息。在那些最炎热和最寒冷的时日，我们和妈妈都在家里宅着，父亲则出去讲课，从不间断。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去时要下道大坡，这个并不难，甚至很轻松，难的是回来时要上这道大坡，很长很长的大坡，人走上来都不容易，父亲还要推着自行车一起上坡。夏天回家之后父亲常常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面红耳赤，后背被汗水湿透。冬天下雪之后坡上容易结冰，自行车就会常常打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一次，大雪纷飞的一天，父亲出去讲课迟迟不归，母亲在家里左等右等，坐立不安，实在放心不下冒着风雪跑去找父亲。两个人回家后，父亲身上满是泥污。不难想象父亲那天推着自行车上坡，摔了多少次。
关于父亲，我能想到的首先是这两道大坡。大坡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隐喻。父亲顺利考上大学，乘风破浪，意气风发，全家人从坡上的乡村迁到坡下的城里；然而到城里后，父亲却还是要爬无数的坡，似乎命中注定要栉风沐雨，负重前行。人生实难，不由人不如是感叹。即便如此，父亲也仍然热爱着人生。父亲说，自己最喜欢刀郎歌里的一句歌词：“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仍然觉得幸福更多。”读懂父亲，使我多了几分对生活的孤勇。
上学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对于那个蹒跚地爬月台的背影总是难以忘怀。很多年后，看余秋雨的书，他把这解释为“情感的直觉造型”。关于父亲，我最难忘记的“情感的直觉造型”有两个。一个是他早年在大坡前心里的嘶喊，还有就是自行脑补的父亲推着自行车雪后爬坡屡爬屡跌的情景。后来，看汪曾祺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他小的时候，在春天的田野里父亲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他十几岁时就没大没小，和父亲一起喝酒。汪父常说的一句话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看了真心羡慕。我的童年并不完美，也曾羡慕过别人的父亲。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理解了父亲。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样的一道或两道坡。或许，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爬坡，下坡，再爬坡的旅程。我愿意把那两道坡永远揣在心里，激励自己振作起来，负重前行，替年老的父亲担荷一些什么，就像父亲当年为妻子儿女担荷家庭的负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