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合院座落在博山区山头镇古窑村的一条东西胡同里，住着他们兄弟三人。大门是用青砖和古窑烧制的窑墼砌成，进门迎面屋山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福字，四个角上各画一只蝙蝠，是“五福临门”的美好寓意。院墙是早年馒头窑烧“窑货”用的笼盆和垒子匣钵垛成的。一进院子就能看见大姥爷种的一排排花花草草，不过哪管是什么花和草的熊孩子，看着好看揪了便是。大姥姥长得富态，笑盈盈地出来喂鸡的样子很是慈祥，哪怕我曾经因为在院子里学练骑车，差点撞翻她的鸡笼，也没见她恼过。还没进屋我就能猜到，我的姥爷准是在屋里看京剧，因为每次只要打开电视，必定是中央十一，一句话唱好久还要转好几个弯，哪有动画片能吸引孩子的注意，没听几句就吆喝着要换台，姥爷也只是笑笑。姥爷只上过两年夜校扫盲班，却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字。别人都叫我名字，单单姥爷要叫我“俊儿”。他说叫俊儿长得俊，但我总觉得是因为长得俊才叫“俊儿”。姥爷很少添置新衣服，印象中姥爷的装束总是冬天中山服夏天白色半袖衫，衣领都磨破了，每次却都清清爽爽，熨熨帖帖，再戴上一副老花镜，颇像个老学究。而姥姥却是个闲不住的人，浑身透着一股利索劲儿。一大早爬山拾柴，一会儿就背回一大捆；或是出门买菜，一买就拖回一小车。我们要吃葱油饼，和面、上烙，眨眼工夫就能把喷香的油饼端到眼前。只要我们去了，姥姥就停不下来地从小屋往外拿东西，一趟拿点桔子苹果，一趟端来饼干点心，一个劲儿地嘱咐着：你们吃啊，多吃点！小时候总觉得那口神秘的小屋里有拿不完的好吃的。
要说四合院里最热闹的时候，那准是大年初二。我从小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天。一大早起床吃饭，妈妈总说我吃得太少，我摇头道，我还要留着肚子去姥姥家吃大餐呢！
赶到姥姥家，小辈们都聚齐了，便一大帮呼呼隆隆地去拜年。即使住在一个院子里，也要挨个到大姥爷和三姥爷屋里拜年，说上一句过年好。三家的孩子们在各个屋里串来串去好不热闹。走完一遍，各回各屋，开年大戏才要登场——吃团圆饭。一桌男席，一桌女席，分别就坐。姥爷讲究，光是凉菜就得六个，切菜要用花刀，核桃仁要用热水泡开剥净，冻粉泡得软硬适中，肉也要提前煸好。每个菜都有配色，一个菜里就有四五种食材，熬麻油、调蒜蓉、切姜末。如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出凉菜也能如此精致，还没开饭就能让人忍不住偷尝几口。家常小炒不必说，鱼虾海货缺不了，更不用说耗时颇多的春卷、硬炸肉、藕盒、豆腐箱。舅舅总会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添个炸鸡柳、骨肉相连或南瓜球，还有最期待的甜饭。直到吃过饺子，这团圆饭才算吃完。
临走时，姥姥会把所有好吃的分成几份，一家拎一份。走之前得先跟姥爷道别，他总是简单答应一句便回屋坐着，而我总能从屋外透过窗户看到他追随的目光。姥姥却总把我们一家一家的送到大门口，门口的胡同那么短，姥姥的牵挂却很长。她总会叨念着跟着我们走好久，直到拐弯看不见了才回去。
曾经我以为，在四合院里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只是我们都渐渐长大，或工作，或成家，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自打三姥爷去世后，三姥姥一家就搬走了，没过多久，大姥爷一家也搬去了楼房。
四合院真的成了姥爷的四合院。姥姥在院里开出了一块地，没事种点时令蔬菜，姥爷没事就拎着板凳去街头晒太阳，还养了只小狗。老年人的浪漫也能甜出蜜来。可姥姥姥爷还是一天天老去，烧不了地炉，做不动饭菜，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一天，跟妈妈打电话，听她说，姥爷用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套房子，也要搬走了。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却没想过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搬家那天，我没机会去，可我知道，姥姥姥爷有太多带不走的东西。带不走我充满好奇的神秘小屋，带不走那一方菜地，带不走看家的小狗，更带不走他们一辈子的记忆。四合院里，有姥姥晒过的萝卜干，有舅舅停过的摩托车，有哥哥放鞭炮炸落的炮仗皮，有我跟妹妹跳房子画过的方格子，也有弟弟推着小三轮满院子跑碾过的车辙……可时间的车轮啊，从不曾回头，只向前奔去。搬去新家，方便又舒服。可姥爷再也不能拎着板凳去街头找他的老伙计，姥姥也不能拉着小车跟我们炫耀自己买的菜新鲜又便宜。在新家里过的第一个年，团圆饭依然没变。一进门，熟悉的凉菜早已上桌；再推开一个卧室门，还有一屋子等待下锅的食材。妈妈说，没到年三十，姥爷就指挥舅舅去置办齐了。弟弟放假，哥哥带着嫂子从北京赶回来，我抱着刚满半岁的孩子。终归，我们还是团聚了。
四合院的日子不再有了。我想念姥爷的四合院，一个院子，把一家人合在一起。可有姥爷姥姥在的地方；就是家，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