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溜达，穿戴讲究。蒙古人在城里溜达，打老远就能看出是蒙古人，虽然我爸进城六十年了。见街上躺一个老汉，身压自行车。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说：“我等那个撞我的人扶我。”我爸前后左右看过说：“哪有人？起来吧。”这老汉躺着问我爸：“你多大岁数？”“八十。”他“唰啦”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让你扶？”骑车走了。
我爸出席“原住民文学研讨会”，与排湾族作家孙大川结为友好。一回家，他拿出照片：“这是我和孙大川的合影”。我们瞧，孙大川目光炯然，环抱一老头儿，老头儿只露后背。“哈哈”，我媳妇大笑，“爸，这算什么合影，你在哪儿呢？”“这儿。”我爸指照片中人的后背。过一会儿，他指“后背”问我们：“这是谁？”“哈哈，你不说是你吗？”我爸眨眼回想：“孙大川那天跟好多人合过影，怎么证明这是我呢？”我妈以证据学角度判断出“后背”的衣服是我爸之“七匹狼”牌衬衫，并翻出这件衬衫佐证，不然我爸打算把照片扔了。
我爸说：“我现在有点儿自卑。”我听了非常吃惊。他从来不自卑，特别是《蒙古写意》这本书把他的传记和嘎达梅林、民国初年在奉天开东蒙书局的克兴额这些人物写到一块儿后，他精神状态极好，比矍铄还多出一些昂扬。“不会吧？”我爸以手捋头发——他满头黑亮的浓发，无一根银丝，说：“老年人，特别做文化工作，头发还是白一点儿、掉一点儿受人尊敬。”
我爸担任主编的《历代蒙古族文学丛书》四套十二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媒体前去报道。有位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说：“那老师，我们回去发消息，用四十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我爸自京返家，重点向我妈报告这件事。当晚九点，我爸在阳台上仰望浩瀚的星空，揣摩“四十多种”语言正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这套书把从成吉思汗时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多地域，多体裁，多年代，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属首例。我爸被我妈叫回屋里之后，问我：“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我答：“几千种。”“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不会吧？”“光非洲各部族就有上千种。”我爸说：“嗨！四十种……我睡觉了。”
我爸对蒙古民歌的热爱无以复加。他盘腿坐床上自己小声唱、跟电视的蒙古语文艺节目一起唱。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访我。我爸从她相貌上猜是蒙古人，用蒙古语问：“会唱蒙古歌吗？”该女士羞涩了，小声答：“会。”“一块儿唱吧。”我爸兴高采烈，像打扑克找到了搭档。女士大衣裹身，手套还没摘，站着开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气管粘连而略带嘶哑。他们唱完《达古拉》，唱《诺恩吉亚》《达那巴拉》《金珠尔玛》唱《万丽花》和《隋玲》，唱了一个小时。我爸唱够了，说：“你们说话吧。”女士说：“我得回去了，单位要开会。”
我爸说自己的家乡好，脸上无限向往，说家乡胡四台村的白云呀、野鸭呀、湖水等等。他总回去，此说是劝我们一起去。我们和他到了胡四台，满眼白花花的沙漠，哪有湖泊、野鸭和野鸭蛋？白云当然有很多。我爸说，原来有的。他说，尽管现在没了，家乡还是很美。他常用“没比的”“太美了”“哎呀呀”这三个词形容家乡。我们没发现美并追问美在哪里，这使他恼怒，骂我们是“无情无义的王八羔子”。我们小时候，我爸去天津治肺病。治完病回赤峰，他自火车站乘一辆俄式马车回家。四匹健壮的三河马拉着绿棚高轮的马车“嘚嘚”穿过我们住的盟公署家属院，孩子们追着马车跑。我爸穿白府绸短袖褂子，戴巴拿马遮阳帽高坐后厢，左瞻右顾。车停家门口，他双手拎花花绿绿的点心匣子下车。木头栅栏外围满观看的邻居，我妈因此扭捏。我觉得对我爸来说，上天津只算微渺的铺垫，而在家属院的巡礼才是高潮。
我们小时候，常见我爸在写字台前翻译《松树的风格》等作品。以时间计算，他凝思多于写字。这时，我姐喜欢在他大背头上扎六七根小辫儿，散开再扎。我爸浑然不觉，凝思凝视，少顷再写几个字。一次，我爸托颊午眠，我姐塔娜在他头发上梳一个朝天锥，系红头绳，如双簧那种。塔娜后来把这事儿忘了。我爸醒来，穿湖青色毛料西服上班去了，没戴礼帽。过一会儿，他气冲冲回家，咬牙，攥拳，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爸当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受一次枪伤。一颗子弹贴着他脚底板穿过，感觉像被火钩子烫了一下。当时他在战马上，子弹轨迹与他抬脚的角度刚刚好。“多偶然。”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