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到达深圳的那一天。 那段时间,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生存。
因为妈妈的关系,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深圳,放弃了外资公司的工作,去帮助妈妈的公司。 所谓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 我妈和几个抱着发财梦来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每天在深圳一个农民家里忙忙碌碌,见各种各样的人。 用我妈的话说,生意就是这么见面谈出来的。
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然后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作为一个女生,我的母亲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神秘而亲密的人物。 所以当她说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帮助深圳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去了。
我记得当时父亲什么都没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不得不决定做什么时,他总是一言不发。甚至在我头破血流的站在他面前之后,他还是一言不发。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背着一个箱子,来到了母亲既是办公室又是住处的地方。 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穿得这么差? 那天,我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长花裙子。 我妈一直觉得我不漂亮,因为在她眼里,我很难找到有钱的男朋友。 我妈,看起来还很年轻,跟我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是她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想做生意,想留在这里,不让人知道她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会更划算。
当时我真心的想,这个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的妈妈,她经历了多么艰难的生活,我应该帮助她。 所以我同意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 在我住的房子对面,住着湖南来的打工妹宿舍。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他们该吃饭了。很多人都是一碗白米饭,一瓶辣椒酱在吃。
而我们的生活并不丰富。 我发现我妈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钱,哪怕只是一点点。 虽然我妈在请别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抢着买单,但是在家里,每顿饭总是只省到一个素菜和一个荤菜。
但是,我妈是那种虽然兜里只有两块钱,却在别人面前装得像百万富翁一样大方的人。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她还在这样生活着。
我妈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所以房东会找我要房租。 他的这些亲戚每天都吃饭。 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了。看着他们和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 因为这两块钱用完了,我不知道明天怎么过。
妈妈失踪了,我要自己挣钱,同时养活这个家和我自己。 感谢我的同学,我收到了一个礼物业务。 我还记得我和同学去别人的工厂和别人谈判。 但是,别人很快就看穿了我的底价是多少,这个合同有点让人沮丧。 但至少有一些钱可以赚,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还有一次,我妈不知从哪里拖了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深圳。 她不见了。 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来存放这些饮料,但我开始担心仓库的成本。
面对这堆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饮料,我和我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一家店的卖。
求助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你要面对别人无情的拒绝,或者你根本不想搭理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时候年纪小,刚出校门,但是我还能承受这些。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我还能不能做出当时那样的事情。
结果就那样,冒着炎热的天气,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还在下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了地上,一箱饮料从后座掉了下来。 当时有一瞬间的绝望,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知道我同学当时的感受和我一样。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弱势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提起自行车,去了一家又一家商店,卖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有个好心人终于被我们感动了,于是我们多赚了一点钱,终于可以解决一大群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很快发现我和我妈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如此的不同。
我妈总是给我举一些身边年轻女孩的例子。 某某嫁了个有钱的老头,某某嫁了个香港商人,或者某某当了小三,她或多或少得到了房产。
在我妈眼里,钱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不要乱花钱,因为只有足够的钱才能生存。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一个有钱的人,那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钱,那就不值得了。
我们闹翻了,我从此和她分手了,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回上海,只能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了谋生,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干过。 每天无所事事的服务员,店主,国企老板的秘书。 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因为我们要租房子,要满足日常开销,所以那时候选择工作的第一标准就是工资高不高。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生活重回正轨。
我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深圳,没有跟着我妈,我这几个月也会像很多同学一样,在一家外资企业干得很好。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浪费了半年时间。 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我在深圳的日子。
因为这几天,我看到了那么多挣扎在人生最底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也接触到了各种做不同事情的人。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方法,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最多的钱。 但他们最初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为了生存。
这几天,我也体会到了,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去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人和事。
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在深圳待了一个月后,他回到了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他的理想是在电视台工作,然后听说他在县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 然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八年后,当我们在北京再次相见时,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编导,我成了凤凰卫视的记者。 他向我讲述了他从县城到省电视台,再到只身来到珠海,从一个编外人员到电视台正式员工,五年历程的全过程。 他说在深圳的那些日子教会了他如何在困难的时候鼓励自己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