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用笔，学结体，是曾国藩探索书法的一大技巧。
曾国藩书法欣赏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着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国藩治学严谨 崇尚儒学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9851），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 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着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书法作品 曾国藩一生在治学上最重古文、诗和字。他教子的“读书之法”，就是“看、读、 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其中的“写”，即写字。他曾评价自己：余于“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介入处。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
其实，曾国藩作为一名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对于临池瀚染用功亦是很深的。青少年时勤奋习字不用说，就是后来带兵和做官的时候，对于下属呈文的批复全用楷书。他一生写的日记、书信及奏稿上千万字，也都是用的楷书或行书，藉以练习书法。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硬是把书法作为含蓄表露自己情感和心境的一个最终目的来对待。他毕生对于书法的原理和技巧等要领，由此及彼地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博采百家，并融众长，是曾国藩在书法实践中探索的一条路子。他初学书法，主要是临摹字帖。他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夜写零字甚多。近来军事无利，诸务废驰，作书法略有长进。大约书法不外羲、献父子。余以师羲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师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二者并进，必有合处。”他学书法的这条路子，正是历来多数书法家主张并实践的路子。但到晚年，他又多次反省自己：“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可见，曾国藩对于初学书法者，力主先师一家，然后方可采摭众长，融为一家，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学用笔，学结体，是曾国藩探索书法的一大技巧。他说：“大抵作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如何用笔呢？曾国藩说：“日内作书，思偃笔，多用之于横，抽笔多用之于竖。竖法宜努、抽并用，横法宜勒、偃并用；又首贵有俊拔之气，后贵有自然之势。”又说：“作字大约握笔宜高，能握于管顶者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何谓结体？曾国藩继承古人论述结体之法，结合自己的实践，概括为“四法”。他说：“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在学用笔、学结体的同时，曾国藩还善用墨色和注重字的间架。他综观古来一切着名书法家，都对用墨的浓淡和墨质的好坏非常讲究，因而谆谆告诫儿子纪泽：“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瀚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对于字的间架，他认为，“习大字，总要以间架紧为主。写成之后，贴于壁上观之，则妍媸自见矣。”并教导纪泽：“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成功，主要取夺于他的恒心和毅力。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把字写好，并想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不必求速效，而要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自幼练书法，一直练到老，从未间断过。他字谕纪鸿说：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麓山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遽迹神妙耶？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又在一则《日记》中写道：“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他还在家中告诫子弟：“习字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他指出：学习书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手愈掘，字愈丑，意兴愈低”的“困”境。如果困时能做到“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书法艺术是最能体现作者精神素质和个人特征的。曾国藩的书法美学观，与其论诗文一样，分为阳刚和阴柔两象。他说：“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但比较起来，曾国藩不大喜欢纤弱、阴柔的字眼，较喜欢张迳、阳刚的字眼。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东坡驳之，非也。”
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是传统的民族艺术，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法复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随着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正在进一步地普及与提高。曾国藩的书法及其书法论，在今天仍不失欣赏和借鉴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