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里，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稻田，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稻田里，唤起孩子的名字，一贯粗嗓门，而说到稻田呢，开口闭口则是“俺家的长丰大丘”“屋门口的三湾丘”……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
老家地处丘陵地带，在村子起伏的版图上，稻田呈现出极不规则的形态，大小不一。村民往往按其形状和所在地，给一丘丘稻田命名。三角形的就叫三角丘，长方形的就叫长条丘，荷叶状的叫荷叶丘，碟子状的干脆叫碟子丘。那丘最大的田，叫长丰大丘。弯弯曲曲的，就叫大湾丘。在昌蒲洼的田就叫昌蒲丘，在尖子山脚的就是尖子丘。从荒地上挥汗如雨地拓出几分田来的，那就叫新开丘好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每一丘稻田即是每一家的孩子，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比喻。稻田像个碗，装着村子绵长的日子。
站在老屋门槛外，一抬眼就能看到长丰大丘。长方形，显得规整，面积也不小，足有五亩三分，这样的大田在小村里可不多见。大丘的上面就是椿树塘，只要塘里有水，这田里的收成就不愁了，所以叫它“长丰”还真不是没来由的。一脚踩进黑油油的泥里，一股爽溜溜痒滋滋的感觉从足底直抵心里头。长丰大丘以前可是谁家都想耕作的一块田。分田到户时，爷爷靠运气抓阄分得了长丰大丘，高兴得不亚于中了头彩，一天里少不了要去田边转上几趟。邻居槐三爷见了，半是调侃半是妒忌地讲：转什么转呢，别人又搬不走你的田。
田是好田，种田的亦是好手。爷爷在长丰大丘干得风生水起，一年两季里，稻子穗穗金黄饱满。
几年之后，村里对田地进行调整，这次爷爷没那么幸运了，长丰大丘被槐三爷家的后辈新初分去了，爷爷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其实，当时爷爷已八十高龄，即便身体再健康，也种不动长丰大丘了。可他还是喜欢到田边去转悠转悠，回来后总不忘和槐三爷唠叨几句，无非是让他提醒一下新初，田里要放水了，田里要治虫了，田里又要薅草了。有次新初随口回了一句：“老伯你就莫操长丰大丘的闲心喽。现在种田也有新法子了呢。”给爷爷呛得半天不吭声。自此，他的心思便转移到了自家屋后的菜地里。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村子里的年轻人如新初，大都加入打工的行列南下北上。一片热闹声中，稻田的名字逐渐变得暗淡。起始，两季稻改成一季，后来有的田连一季也不种了，任其杂草丛生。那时的爷爷经常搬把竹椅子倚门而坐，望着长丰大丘叹着气。椿树塘多年不曾清淤，塘堤也日渐破旧。
爷爷奶奶过世后，父母随我住到了县城，一年到头已难得回老家一趟。长丰大丘，以及那些曾经被村里人视为命根子的稻田，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只是父母还会在家里，不时提及一丘丘稻田的名字。母亲说：现在种田的政策其实挺好，不用交税，还有补贴，多好的事啊。父亲接过话题：像长丰大丘那么好的田，荒了真可惜。我理解和田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他们骨子里和爷爷一样，把自己的一生与田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父母的语气里自有一份难以排遣的无奈。母亲自言自语道：有什么法子呢？又没有哪个愿意来种。
阳春三月的一天，正是水桐花开的时节，母亲意外接到了新初打来的电话，说要来县城家里拜访。原来新初回到了村里老家，他不想再南下打工了，打算回来好好种田。田种少了也没意思，他要种更多的田，问母亲闲置在村里的田能不能让给他种。母亲一听，忙不迭地连连说：好啊，太好了，反正荒在那里，你要是能种，怎么不好呢？新初许诺，下次给家里送新米来。父亲在一旁搭话：“一粒米都不要你送，只管种好。”新初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话也多了起来。他告诉母亲，现在种田可轻松多了，乡里面鼓励的举措多得很，力度也大得很。他已经添置了崭新的农机农具，什么耕整机、微耕机、插秧机、施肥机，都配了好几种了，政府给补贴了上万元，自己花不了几个钱。特别是乡里专门派了督导组下到村子里，帮着把基本水利建设搞好了。椿树塘的塘堤都抹上了水泥，再也不用担心会垮塌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驾车陪父母回家。父母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乡野田畴，满目的青色让他们的话匣子再也关不住了。他们指点着视野里那一丘丘稻田，大湾丘、四方丘、枫叶丘……像久别后的重逢，如数家珍。
他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长丰大丘。站在老屋前的地坪中，一眼就看见长丰大丘里浮起的那一层盈盈新绿，着实让他们一番惊喜。稻田的名字再度在小村叫响，一阵微风从田野上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稻花香的清新，让人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