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下放，同知青点没几人爱学习，他们心里都有指望，其父母在县城单位当领导，大小是个“头”，或有特殊渠道，在农村混两三年，到时通过关系回城，顶职进工厂或当兵。
我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基本上没门路。父亲多次对我说，社会上风闻恢复高考。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否则，就做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打算吧！
山乡生活匮乏，农活繁重，与外界接触有限，信息闭塞。我工余靠着所带来的十几本课本和辅导书来打发时间，期盼恢复高考的“奇迹”发生。因为没学习上的知音，我只好把眼光投向本地青年。时间一久，我意外发现，距知青点不远的大队小学是个好去处。尤其校长大高虽然是个“饱学之士”，但看上去总有些郁郁不得志。
放工后，我找各种理由接近大高，时常跟他借书看。大队小学只有80多名学生，外聘了两名民办老师。所以，大高他们的教学任务不重，空余时间很多。一来二往中，我们变得越来越熟识。他父亲是老右派，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大高是“老三届”，文化底蕴深厚，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从来没“资格”被推荐上大学，那时只是“慎用”，暂时当代理校长。大高从未放弃考大学的理想。每次到县城进课本或添置教具，他总是拜访县一中的几位恩师，打听国家招生政策有何变化或调整。
在我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大高进城后返回，给我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国家招生制度将改革，恢复高考。以后进大学不唯成分和推荐，凭考分录取，一视同仁。
这消息犹如一声春雷，在广大知青和本土有志青年心里溅起了浪花。囿于知青的身份，我不可能请假专门回县城复习。那天，我母亲特地从县城赶来，给大队书记和管理知青的农科所所长送了厚礼，给我安排了一个白天放牛晚上守大队仓库的活。我与大高约定，每晚他带着课本、参考书和弄来的高考试卷过来。我俩一起复习，一起迎考。
大高学习底子厚，加之得教育岗位之利，自学不辍，复习起来轻车熟路。凭他的功底，上大学甚至是名校没一点问题。尤其是做数理化题，大高看一眼，就提笔刷刷地解题，演算出答案，我得到许多有益启示，但他的语文和英语稍逊色，我也给他不少的帮助和指点。
开考的那一天，我们分在公社中学同一考场。答题前，我们彼此用眼神鼓劲。考完出来对答案，大高的总考分远超我之上。大高最终被一所重点师范大学录取，毕业后，回县城当了重点中学的副校长；我则考上了中专，从事出口贸易至今。
那年高考，我幸遇“学长”——大高校长。我们因地制宜，潜心切磋，相互鼓励，抓住了改变命运的重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