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练摊”，我那帮踢球的兄弟，个个脑洞大开，都成了段子手。某个开超市的，说要在球场边卖矿泉水；某个专业队医，说要在球场边整个理疗项目；某个吉他教师，说要卖唱……一时间，大有变足球场为大市场的架势。
他们的话，纯属调侃蹭热点。他们不知道，我在小学时，已真正练过摊儿。
我的第一摊，是租小人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攒下毛毛钱后，我买了一些书。我的书有限，那些书被我翻起了毛边。看完自己的，我只能去找王老头。王老头在乡供销社饭店门口的空坝子上摆了一个书摊。一本一本小人书的封面挂在几根长绳上，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封面有编号，相中了，我们到王老头面前，给两分钱。王老头在几箱书中略略翻找，很快抽出我们需要的那本。文学期刊，是不可能在小乡镇找到的。三五个脑袋碰在一起，我们只能看《高山下的花环》，看《三国演义》，看《哪吒闹海》等小人书。
书越看越多，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咋办？我寻思，我也摆摊儿——就在家门口的村路上——那可是村民赶集的必经之路。
我统共找出十五本书。显然，我没有必要像王老头一样扯下书的封面打广告——我也舍不得让书身与封面“骨肉分离”。十五本书放在大簸箕里一目了然。
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顾客，是我的舅舅。舅舅路过，见我哭丧着脸，哈哈一笑：“就你这点书，还想挣钱啊？你看人家王老头的书，几大箱喔！”舅舅那天只翻了一下书，给了我两毛钱。这单大生意，事实上与书摊无关。我明白了，我的书，王老头那里一本不差。我的书，小伙伴们早就挨着脑袋一起看过了。突然说看书要钱，大家一下子就不亲热了。以前的周末，三哥、白毛儿和小强都找我玩弹弓的，我练摊儿的那一周，他们都销声匿迹了。
我的第一摊儿，无疾而终。我意识到，练摊儿，得有钱一起挣。
没有灵感，我们只会超级模仿秀。学校门口、上学路上，总有人用一根短棍挑着塑料口袋售卖米筒——五分钱一根。且售卖方式灵活，你只有两分钱，他也折下半根。一打听，米筒加工作坊在二十里地外的一个大镇。
寒假的第一天，天刚麻麻亮，我、三哥、白毛儿、小强朝那个大镇出发了。不透气的化肥口袋头天已经洗净晾干。口袋里有米，每人四斤，可以兑回两斤米筒——一百根左右。四个人四百根米筒，如果全部卖掉，我们每人将有五元的收入。除去四斤米的成本，还有四元钱的纯利润。我们似乎看到了新弹弓的橡皮筋在向我们招手，看到了王老头的书在朝我们微笑……
我们浩浩荡荡往回走，走到哪里，我们的摊儿就跟到哪里。习惯了在大人手里买米筒的孩子们，看到年龄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卖主，先是惊讶，然后好奇，甚至羡慕地纷纷围上来买上一两根。
这一天，我们饿到前胸贴后背，到太阳落坡时，我们总算走回了村子。一算，除了小强摔的那一跤压坏的十多根，米筒还剩二十多根。我们每人分了几根。又把零钱都掏出来，好家伙！每个人竟分了四块多！那个乐啊！那是我第一次练摊的收入！
忘不了我的两次练摊经历。如今，地摊经济火热正当时。正如当年的米筒带给我们希望，地摊经济，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对百姓务实而有温度的人间关怀。
